——教育史年会感悟
学习,不能闭门造车,除了埋头苦读,还需要博采众长。研究生的学习亦讲求活学活用,我们作为研究生不能限于在课堂接受知识,应该走出课堂去讨论和交流。思维的碰撞往往能擦出智慧的火花,当我们聆听名家的讲述,思考学者的成果,提出自己的疑惑,或许能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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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4日上午,在于潇老师的带领下,我和张玮师姐有幸参加了在北京辰茂鸿翔酒店隆重举行的全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以“教育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为主题,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承办。来自全国各高校、研究所、杂志社及相关机构的400多位学者及学生代表参加了会议。教育史学科的前辈、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吴式颖先生、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名誉理事长、浙江大学资深教授田正平先生,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杜成宪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浙江大学肖朗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宁波大学贺国庆教授等教育史学界知名学者出席会议。见到这些名家,心里十分激动,他们就像一面面旗帜带领我们前行。
开幕式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教授代表主办方向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朱部长指出,教育史学科所取得的成绩与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的努力密不可分。如何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加强教育史学科建设是每一位教育史研究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朱部长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教育史研究要进一步贴近现实、参与现实;二是教育史学科要加强国际化、与国际接轨。随后,田正平教授代表教育史分会致辞,强调教育史研究对培养文化自信的重要性,预祝此次研讨会能够为教育史学科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开幕式结束后,田正平教授、南京师范大学胡金平教授、宁波大学贺国庆教授、北京大学陈洪捷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王宝星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王配士分别做了大会主旨报告。其中,电竞博彩-电竞博彩app
贺国庆院长的《边缘化的职业教育与职业教育史研究——教育史的视角》深入分析了职业教育被边缘化的现状,提出了在观念改变、政府主导、立法推动的情况下,扩大研究领域、加强研究力量、变革研究观念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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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报告结束后,与会专家学者就报告内容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中午12时,大会主旨报告在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中结束。下午14时,十六个分会场会议同时举行,与会专家学者们根据不同研究主题进行小组讨论。我也参加了“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历史与反思”这组小组讨论,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目标、热点和发展走向有了一些了解。晚上,两个研究生论坛如期举行,来自不同院校的学生就不同主题进行了充分的互动和交流。我也鼓足勇气地提了一个关于如何搜集第一手资料的问题,对获取真实可靠的史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1月25日上午,黄书光等知名教授作了大会报告,各分会场代表也作了简要的小组总结,研讨会便在所有与会者自发的掌声中圆满闭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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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讨会展现了我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为教育史学科建设提供了对话、交流的平台,推动了教育史学科向纵深发展。我们也在这次探讨会中获益匪浅,对教育史的发展历程和动态有了新的了解,对今后的学习和研究有了更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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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多会问我什么是历史,学教育史有什么用?我之前也一直在思考学习教育史的意义。通过此次北京的学习,我更加坚定了对教育史的执着,因为“无用则是大用”,学史使人明智。也许我不能复原真实的教育历史,但是我可以从史料搜集和分析的过程中获得新发现,从历史的角度总结教育发展的规律进而思考教育该何去何从。
查尔斯·比尔德说历史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作为“史实”的历史,第二个层次是作为“史料”的历史,第三个层次是作为“史学”的历史。教育史有两个领域。在学术研究中的“教育史”是研究者依托第二个层次的教育史,来建构第三个层次的教育史,而他“崇高的理想”是使得第三个层次的教育史尽可能地接近第一个层次的教育史——遵循历史主义的检验——这是教育史研究的全部目的和核心使命。在应用领域的“教育史”——它可以用于数学、宣传、为教育的实践研究提供相关的背景信息、总结历史规律,甚至使娱乐、消费等等。
教育史中所谓的“真实”指的是历史研究应该在充分挖掘史料的基础上,使得历史的叙述尽可能贴近第一个层次的“事实”;即历史研究应尽可能保证“确有其事”或者“实有其事”。对于研究教育史的我们而言,“回到过去”、接受历史主义的检验,意指研究者需要使自己深入过去的世界中理解过去,在过去的生活环境、观念、思想、社会结构中去理解关于教育的想法、信仰以及行动。在现有的史料和史学理论的前提下,进一步挖掘新材料、解释新材料,做到“论从史出”、“有理有据”,尽可能接近“史实”,达到一个“相对真理”的阶段。而“绝对真理”的目标应该成为作为个体的教育史研究者的“崇高的理想”,成为其从事研究的职业准绳和信念底线,成为作为集体的教育史研究者一代又一代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
教育史研究有科学的任务——“每一个历史家想成为她的行业的一个严肃的工作者,都必须好好地认真踏实从事的日常工作——史料的积累和证据的检验”。
教育史研究有想象的任务——“这时他研究一件件搜集的史实,选择和排比它们,并且做出他的推测和概括”。
教育史研究有艺术的任务——“用一种能吸引和教育我们同胞的形式把科学和想象的结果表达出来”。但是史家门对“历史事件加以有力描述的构思和写作的困难和重要性。布局、谋篇和风格都不是像打字技术那样轻而易举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要文学供他驱使,那么除非他愿意做她的忠实的助手,否则文学决不会帮助他的工作。”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中庸》谈到治学求进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我们需要广泛地多方面学习,详细地提问,慎重地思考,明确地分辨,踏踏实实地行。学习是永无止境的,也是有道可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