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25日，我非常荣幸地跟随导师贺国庆老师去北京参加了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承办的2017年全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教育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来自全国各高校、研究所、杂志社等相关机构的学者与学生们在这里汇聚一堂，对于我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进行交流和探讨，这让我这个才刚刚研一的小萌新学习到了很多，见到了许多教育史学科的著名学者和前辈，从教授和博士们的报告中也学习到了很多，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对于教育史学科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这激励着我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地去发现，去探索。

会议邀请到了教育史学科的前辈、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吴式颖先生，我从本科开始学习教育史的课程就一直在众多书籍上见到吴式颖先生的名字，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真容，88岁高龄的吴先生依然是精神矍铄，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教育学人的风采和胸襟，更激励着我们对于教育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在台下一直很激动地望着吴先生，有很多老师在和她交谈，吴先生一直都是和蔼可亲地在解答或是表示感谢，让人如沐春风，这种儒雅的气质让人不由自主地去尊重和敬仰。

田正平教授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大学史研究的若干思考”的报告，让我很有感触和启发。在20世纪与21世纪的交替之际，我国的很多高校迎来了自己的百年华诞，这些大学正是我国建立起来的第一批近代大学，她们历经百年沧桑，经历战火和改革成长为底蕴深厚的百年学府，这历史应该被记录，应该被展示，应该被铭记，但目前很多高校的大学史研究和编写却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

当前的大学史编写基本上是沿革两种路径，一种是偏重学校发展与政治变革的关系的路径，这种路径基本上是将学校发展的阶段划分完全与政治相连，将政治变革大事件作为学校发展阶段的节点，这是大多数的大学史编写选择的路径；另一种是偏重大学本体的自身发展的路径，这种路径是以大学自身为中心，将大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内在机制以及大学发展与外部关系等内容作为大学史的主要内容，按照这种路径编写的大学史当前是很少数的，并且几乎没有被学校作为官方校史书籍。这种状况与大学史编撰的组织机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学史的编撰几乎都是由大学行政机构组织的，并且基本用于大学的官方宣传和展览，这种编撰项目一般资金充足，人力丰富，但是却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编写的自由性，一是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较大，二是不能突出学校的特色，三是对于大学历史的描述仅限轮廓，无法体现其真正大学精神。

大学校史的编写与大学文化建设密切相关，影响深远，它是一部大学发展史，也是一部大学学术研究史，更是一部大学精神文化史，所以，简单地用政治变革阶段去划分并叙述是远远不够或者说不能完全体现大学本真的，大学校史应该需要记录大学文化的发展，大学精神的传播，体现推动大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内在机制以及大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等等。所以，对于目前大学校史的编写研究的现状，我有自己的一点浅见。首先，编撰大学校史需要树立正确的史学观，所参考和呈现的史料必须是客观、真实、丰富的；其次，大学校史的发展阶段划分可以以大学发展的内在机制为依据进行划分，关注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并且要包括学校体制、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内部因素，体现本学校的发展特色；再次，全面客观地呈现大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而不仅仅是关注大学与政治的关系；最后，关注对学校的发展起重大作用的大家，不论是对于学校改革起推动作用的教育家，还是对于学术研究起引导作用的学者们，都是大学文化的一种象征。

康聪聪（2017级高等教育学研究生）